首先来看中国基督教的民族性身份问题。
1950年起中国基督教界发起三自爱国运动，意在使中国教会脱离西方传教士的控制，去除西方的殖民色彩，实现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自办，与国家的主权保持一致。
1958年中国教会走上了联合礼拜酌后宗派道路。这段经历对当时的教会领袖来说，曾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痛苦的转化。但丁主教认为中国教会自此开始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所积累的宝贵的“去殖民地化”经验也得到亚洲教会领袖的赞同。这给中国基督教的教会复兴带来了一个历史机遇。外在的压力促使基督教再生机制中诸如神学思考、组织结构、社会功能等可变部分努力发展出中国化的特点，但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不脱离普世教会的中国化的基督教呢？
丁主教着眼于一个在基督教历史中占据主流的、可以与社会处境对话的、保存客观教会信仰的大教会，而不是一个与社会环境保持高度张力的小派，更不是把信仰内在化而与社会处境无关、强调个人敬虔的神秘主义信仰。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三自爱国运动，回应了新中国对基督教的政治合法性要求，同时也建立了中国基督教的民族性身份。中国基督教需要一种摆脱西方殖民国家传教士带来、带有西方民族文化形式的基督教，需要基督教在中国被民族化，即中国化。但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还是基督教吗？为此，丁主教不惜余力地向许多误解中国后宗派教会的国内外同道，解释基督教的普世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关系。
对丁主教来说建立中国基督教自己的民族身份，就是使中国基督教不再是“其他国家教会的一件复制品”，而是要努力“获得一个中国的自我”，从而“成为真正的中国教会”。因此基督教在中国自然需要摆脱过去殖民主义的历史负担，脱去西方文化的外衣，才能获得中华民族的认同，同中国文化相结合。
然而丁主教也指出，获得中国教会的民族身份并不意味着盲目跟随“国家至上主义或国家沙文主义”，而是要号召中国的基督徒“抵抗外来侵略保卫自己的民族领土，使民族的文化、语言、经济不受强权践踏”，基督徒们所接受的是“促进历史前进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三自”原则就是要帮助中国教会进行这样的转化获得这样的民族自我。与此同时“三自”并不意味着自我孤立。实行“三自”原则的中国教会仍然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
丁主教指出，“任何具体的教会的自我无法独立于两千年的普世教会的自我，后者给前者提供营养，前者也给后者贡献它所见到的基督的丰富。”
与此同时，普世教会从来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丁主教对教会的普世性内涵也做了精辟而又深刻的阐述：“教会的公性就它的广度来说包括整个世界一切地区的教会，就它的深度来说就是把基督教信仰同一切文化中相遇的成果集中拢来。”
他还指出：其实教会的大公性就是“教会的一个发展过程”，各个扎根于本民族的教会都可以丰富大公性的内涵。
由此来看，“三自”原则在中国教会推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使基督教取得民族性认同，这不但不违背普世大公教会的原则，反而是对普世教会的一个独特贡献。
如果“三自”原则帮助中国教会加强了与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后宗派联合中的中国基督教会身份又是什么呢？中国化的基督教还是基督教吗？在中国，真正的教会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在丁主教看来，“三自”的目的是推动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运动，是办好中国教会的重要原则。
丁主教认为，中国基督教“争取民族自我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具有定的相对性。教会的自我必须以‘以耶稣基督为主’这一绝对的和普世的信仰为其内容，而这一信仰正是我们同世界和各个时代的教会所共有的”。
丁主教在此回到了早期教会最基本的认信：和普世教会共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及接受普世性的信经。然而如何对这最基本的认信标准做出中国的处境化解释呢？
从社会神学的角度，丁主教对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教会做出了这样的理解：“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的教会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当然教会也要与上帝的爱的旨意相协调，同圣经的训诲相协调，同教会之所以为教会的本质相协调，同广大信徒的正当愿望相协调。这样的教会才是教会。”
这里丁主教为中国教会提出了一个描述性定义。他提出体现中国教会实质的三个相关联的要素：既要与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些共享价值，也要与通过圣经所理解的上帝的旨意协调，并要符合信徒的灵性要求。
本文转载自2014年9月《中国宗教》
《天风》2015年5期2--3页特稿栏。作者：金陵协和神学院教师文革。2016年3月20日礼拜天11:55扫描，2016年4月3日礼拜天10:02审核校对。作者：广东省深圳市平湖堂牧师张远来。更多《天风》2015年5期文章，欢迎点击http://www.jdjcm.com/wenzhai/1517.html阅读！
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