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宓维一先生于7月18日提供的口述资料，我开始翻查自己手头的史料及网上的数据库。经过近五天的努力，找到一些初步的线索，接下来几天将陆续写成小文，作为考证成果。本文，先将此次考察的主角宓莲生及其服侍的富阳思恭堂作一简单地呈现。
第一、关于宓牧师的名字，宓先生提供的是宓贻生、宓莲笙、宓连生，但我在现有的资料中，都没有找到，相信是我的资料有限，所以无法对上号。唯独宓贻生在一张由宓先生提供祖母79岁寿辰的相片上有见到。就我现有的资料，所查到的是两个名字，分别是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记载的宓贻孙、宓莲生；《圣公会报》中的宓贻孙；《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中的宓莲生。
第二、关于宓牧师的生平，我发现他是一位很“低调”的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一篇他自己写的文章，只在零星的报道中有提到他的点滴，现结合宓维一先生所提供的线索，做简单地追溯：
首先，关于他的生卒时间，我无法找到相关的史料，但宓先生提到祖父宓牧师是在50多岁的时候逝世，而祖母宓沈老太太在1953年10月31日为79周岁。照此推算，老太太可能出生于1874年，非常有可能宓牧师与其太太年龄相仿，或比她大几岁，我们假定他大约出生于1870年左右。若按宓先生所说，宓牧师是50多岁去世的话，那么应该就是1920年代。查找《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我发现，宓牧师在第8期（1925年）[1]还在富阳服侍，而第9期（1927年）就没有他的记录了[2]，且第10期（1928年）也没有记录[3]。按该《年鉴》的记录，只有退休或死亡的牧者不会登载。非常有可能，他是在此期间退休或离世的。而《圣公会报》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在1926年浙江教区的一次选牧委办会议中，特别讨论宓贻孙牧师辞职一事：“选牧委办会议：富阳宓贻孙牧师。因病辞职。选牧委办会特于前月十七日在杭召集会议。因慎重人选问题。一时未决。特请周进圣牧师兼代半年。届期当再行考量酌定云。”[4] 很有可能，此次因病辞职已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不久后就病逝了。若以1870年为他的出生年，此时他已大约56岁，与宓先生所说的时间相近。
其次，关于宓牧师的服侍地点与年限。宓先生较着重提到的是宓牧师与富阳思恭堂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先考证他在富阳的可能年限。如上所述，较为确定的，就是宓牧师因病离开富阳，时年为1926年，此为他的下限。较值得留意的是，宓先生仔细查看过父亲宓锡通和小叔宓锡裕的毕业证书：宓锡通高等小学毕业于1921年1月，毕业于富阳县浙江中华圣公会三一高等小学；宓锡裕初级小学毕业于1926年6月，毕业于慈溪县浙江中华圣公会三一初级小学。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肯定地说，宓锡通毕业时，随父亲宓贻孙牧师在富阳，而宓锡裕初小毕业时则已经回到慈溪老家。查找《中华基督教年鉴》可以确实，宓莲生牧师于1918年至1925年在富阳。[5]
再次，关于宓牧师在诸暨之前的服侍，唯一的记载就在《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在该教会的记载中，宓莲生在1909年该堂自立之前，就已经在上海传道。跟他的连襟陈继铎牧师（即宓先生资料所载的陈振铎）以及沈嗣恩牧师为该会最早的传道人。他们一起在南京路、山东路布道，后来回到浙江。[6]查找《中华基督教年鉴》的第1期（1914年）至第4期（1917年）：1914年至1917年，宓贻孙（或宓莲生）在诸暨圣公会或诸暨西门外。[7]此处，我们无法确定宓牧师何时到达诸暨，但至少与他离开上海的时间很相近，因此可以猜测，有可能他从上海离开后，就到诸暨工作。
第三、关于宓牧师与思恭堂的关系，就目前仅有的资料可见，宓牧师大概并非宓先生所提的，“宓贻生牧师是思恭堂的建造者。”因为从现有的思恭堂所呈现的资料可见，该堂是1910年，英国牧师龚斯德的子女们为完成父亲来华传道的未尽遗愿，特地卖掉父亲的遗产委托英国圣公会在中国建造一座教堂。在我查找的资料中，没有与思恭堂相关的准确资料，因此无法确认该堂建造的开始与竣工时间。但在《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中有一个“大事记”，记载：1916年4月，“为浙江中国行教会在富阳所建之圣堂落成、公赠自鸣钟一架、以作纪念。”[8] 若当时所落成的教堂正是后来所称的思恭堂，那就可以肯定该堂的落成时间为1916年。
小结：必须肯定地说，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极其有限，对于宓牧师的生平无法给予详细地考察，但就已有史料先作初步成果展示，希望了解宓牧师与思恭堂的学者给予批评、补足。万分感谢！
[1]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8期（1925年），第310页。
[2]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9期（1927年），第297页。
[3]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0期（1928年），附载，第176页。
[4] 邬烈佐：〈杭州简报〉，《圣公会报》第19卷第12期，1926年，第17页。
[5]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5期（1918年），第274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1921年），第303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1924年），第181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8期（1925年），第310页。
[6] 徐台扬：〈本堂二十年来之布道事业〉，《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1929年10月，第17-18页。
[7]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期（1914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3期（1916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2期（1915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4期（1917年）。
[8] 《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1929年10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