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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宓莲生牧师及富阳思恭堂的初步考证

   2024-04-17 陈丰盛120
核心提示:经过近五天的努力,找到一些初步的线索,接下来几天将陆续写成小文,作为考证成果。本文,先将此次考察的主角宓莲生及其服侍的富阳思恭堂作一简单地呈现。

根据宓维一先生于7月18日提供的口述资料,我开始翻查自己手头的史料及网上的数据库。经过近五天的努力,找到一些初步的线索,接下来几天将陆续写成小文,作为考证成果。本文,先将此次考察的主角宓莲生及其服侍的富阳思恭堂作一简单地呈现。

第一、关于宓牧师的名字,宓先生提供的是宓贻生、宓莲笙、宓连生,但我在现有的资料中,都没有找到,相信是我的资料有限,所以无法对上号。唯独宓贻生在一张由宓先生提供祖母79岁寿辰的相片上有见到。就我现有的资料,所查到的是两个名字,分别是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记载的宓贻孙、宓莲生;《圣公会报》中的宓贻孙;《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中的宓莲生。

第二、关于宓牧师的生平,我发现他是一位很“低调”的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一篇他自己写的文章,只在零星的报道中有提到他的点滴,现结合宓维一先生所提供的线索,做简单地追溯:

首先,关于他的生卒时间,我无法找到相关的史料,但宓先生提到祖父宓牧师是在50多岁的时候逝世,而祖母宓沈老太太在1953年10月31日为79周岁。照此推算,老太太可能出生于1874年,非常有可能宓牧师与其太太年龄相仿,或比她大几岁,我们假定他大约出生于1870年左右。若按宓先生所说,宓牧师是50多岁去世的话,那么应该就是1920年代。查找《中华基督教会年鉴》,我发现,宓牧师在第8期(1925年)[1]还在富阳服侍,而第9期(1927年)就没有他的记录了[2],且第10期(1928年)也没有记录[3]。按该《年鉴》的记录,只有退休或死亡的牧者不会登载。非常有可能,他是在此期间退休或离世的。而《圣公会报》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在1926年浙江教区的一次选牧委办会议中,特别讨论宓贻孙牧师辞职一事:“选牧委办会议:富阳宓贻孙牧师。因病辞职。选牧委办会特于前月十七日在杭召集会议。因慎重人选问题。一时未决。特请周进圣牧师兼代半年。届期当再行考量酌定云。”[4] 很有可能,此次因病辞职已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不久后就病逝了。若以1870年为他的出生年,此时他已大约56岁,与宓先生所说的时间相近。

 

思恭堂

其次,关于宓牧师的服侍地点与年限。宓先生较着重提到的是宓牧师与富阳思恭堂的关系,因此我们就先考证他在富阳的可能年限。如上所述,较为确定的,就是宓牧师因病离开富阳,时年为1926年,此为他的下限。较值得留意的是,宓先生仔细查看过父亲宓锡通和小叔宓锡裕的毕业证书:宓锡通高等小学毕业于1921年1月,毕业于富阳县浙江中华圣公会三一高等小学;宓锡裕初级小学毕业于1926年6月,毕业于慈溪县浙江中华圣公会三一初级小学。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肯定地说,宓锡通毕业时,随父亲宓贻孙牧师在富阳,而宓锡裕初小毕业时则已经回到慈溪老家。查找《中华基督教年鉴》可以确实,宓莲生牧师于1918年至1925年在富阳。[5]

再次,关于宓牧师在诸暨之前的服侍,唯一的记载就在《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在该教会的记载中,宓莲生在1909年该堂自立之前,就已经在上海传道。跟他的连襟陈继铎牧师(即宓先生资料所载的陈振铎)以及沈嗣恩牧师为该会最早的传道人。他们一起在南京路、山东路布道,后来回到浙江。[6]查找《中华基督教年鉴》的第1期(1914年)至第4期(1917年):1914年至1917年,宓贻孙(或宓莲生)在诸暨圣公会或诸暨西门外。[7]此处,我们无法确定宓牧师何时到达诸暨,但至少与他离开上海的时间很相近,因此可以猜测,有可能他从上海离开后,就到诸暨工作。

第三、关于宓牧师与思恭堂的关系,就目前仅有的资料可见,宓牧师大概并非宓先生所提的,“宓贻生牧师是思恭堂的建造者。”因为从现有的思恭堂所呈现的资料可见,该堂是1910年,英国牧师龚斯德的子女们为完成父亲来华传道的未尽遗愿,特地卖掉父亲的遗产委托英国圣公会在中国建造一座教堂。在我查找的资料中,没有与思恭堂相关的准确资料,因此无法确认该堂建造的开始与竣工时间。但在《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中有一个“大事记”,记载:1916年4月,“为浙江中国行教会在富阳所建之圣堂落成、公赠自鸣钟一架、以作纪念。”[8] 若当时所落成的教堂正是后来所称的思恭堂,那就可以肯定该堂的落成时间为1916年。

小结:必须肯定地说,笔者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极其有限,对于宓牧师的生平无法给予详细地考察,但就已有史料先作初步成果展示,希望了解宓牧师与思恭堂的学者给予批评、补足。万分感谢!


[1]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8期(1925年),第310页。

[2]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9期(1927年),第297页。

[3]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0期(1928年),附载,第176页。

[4] 邬烈佐:〈杭州简报〉,《圣公会报》第19卷第12期,1926年,第17页。

[5]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5期(1918年),第274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6期(1921年),第303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1924年),第181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8期(1925年),第310页。

[6] 徐台扬:〈本堂二十年来之布道事业〉,《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1929年10月,第17-18页。

[7]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期(1914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3期(1916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2期(1915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4期(1917年)。

[8] 《中华圣公会上海圣保罗堂自立廿周纪念刊》,1929年10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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