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一位姊妹在微信里留言，谈及他人想要就读神学，却因“没有呼召”而被拒绝。从而提出问题：是否一定要有“呼召”，才可以就读神学？我给予答复，将自己相关的看法与她分享。同时，这也引发我写这篇小文的冲动，将自己初浅的看法与众同道分享。
现象：长久被重视而未解决的困难
入读神学至今已达25年之久，后来也参与人才培养。有一个现象，我认为是长久困扰着各地领袖、牧者的，即愿意奉献、入读神学的人数逐年下降，且近年呈断崖趋势。参加过许多次会议，总有领袖会提及人才培养的问题，至今没有看到可行且有效的办法。反而，有不少学院采取“截流”的方式，导致省级学院表面上似乎保持每年的基本学生人数，却引来各种质疑。我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治标，却无法治本，其手段容易被视为出于本位主义的意图，失去国度的胸怀。近期，又有提出全国招生、统考的建议，突显领袖们在积极寻求出路，但若不能深入地寻找原因、寻求解决生源问题的根本，似乎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原因：年轻人的心志问题，还是整体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招生出现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信徒人数仅300万，学院却人满为患；21世纪20年代，人数超越4000万，学院没增加几所，学生却断崖式下跌。问题在哪里？是年轻人没有奉献心志？是“地下……”截了学生？不从自身找问题，将责任推卸给他人，大概这种关乎前途与存亡的问题，无法解决。因此，我作为一位基层的牧者，不自量力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够给决策者一些提醒：
第一、从教育的模式看，仍然停留在类似于培训班的模式，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
我相信，许多领袖不太能够接受“培训班”模式的提法，因为不少学院都已经升格为高等学院、建立学分制，还挂上了一些“基地”的牌子。但稍微理性一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到：首先，从学位颁发的角度，不免引起大家的质疑：为什么许多学院是高等学院了，大多教师已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但学生毕业时却没有颁发学士学位？（极少数学院颁发学位）其次，从90年代末，就已经高调引入学分制。然而，实际上部分学院只是借了学分制的壳，却未真正严格按学分制去实施，更没有发挥学分制的优势。再次，学院虽大谈学术，实际却不尊重学术，这从学者的待遇偏低、被行政事务所累、无法专注学术等事上可见。又再次，学院的教学质量有待提升，不少老师还是吃十多年前的“老本”，导致老师在学生面前的权威受到挑战。最后，学院至少作为省级两会教育机构，每年招生人数有限（个别神学院收生上限为25人），更没有建成一套自下而上的体系。
第二、从教育的理念看，将“蒙召”（或“呼召”）作为门槛，使年轻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将人才拒之门外。
长久以来，“蒙召”作为招生的首要条件，使很多有心就读的年轻人被拦在门外。这种特殊的“蒙召”的观念是否符合新约的“大使命”？是否与“信徒皆祭司”的观念有冲突？大概是鲜有人去反思的。但至少已经造成如下现象与危机，是不得不引起重视的：读神学就必须全时间就读，其教育的目的就是全职服侍，从而形成“特选”的服侍阶层。引伸开来，我们就发现：许多想就读神学却“没有呼召”的年轻人或职场人士没有就读的机会；能够全时间就读的，要不就是未涉足或涉足未深的年轻人，或是已退休的中老年人；在职场上的社会精英若要就读神学，其代价很大，因为要离职，其失去工作、没有收入、社保停交等成为极大的挑战。
第三、从人才的前景看，出现二元的“基层牧者-领导”的体系，人才流失问题严重。
四十多年来，各大学院培养的人才，其“成功”的标志就是进入“两会”担任要职，如主席、会长、总干事、秘书长等。这似乎成为人才唯一的“事业前景”。若是没有得到相应要职的，反而被轻视，有“混不下去”的嫌疑。因此，就形成了“基层牧者-领导”的体系，许多人才因为“混不下去”而只好离职，从而人才流失的现象极其严重。而这种“没有事业前景”的现象，使得许多想要参与服侍的年轻人望而却步。这种“士为贵”的观念，成为神圣团体世俗化的标志之一，百害而无一利。
第四、从牧者的待遇看，根本上断绝了生源，教会不愿意培养、家长不愿意支持、孩子不敢奉献。
牧者若提待遇，就会被指责为没信心、拜玛门。但其实，反过来说，在待遇上亏欠牧者的，他们自身就是看中金钱，不愿意供应服侍者。牧者群体长期被视为“穷传道”，使许多年轻人心里愿意奉献却因现实的需要而不敢跨出这一步，也使许多家长不舍得孩子走奉献的道路。愿意奉献的人，其奉献是自己的身心灵，不会过分在意待遇，负责人若剥夺“工人得工价”的权利，就断了服侍者的生路，更是断了神圣团体的后路。因此，许多本来愿意奉献的人，因为在待遇上没有基本的收入，只好放弃奉献，被迫去谋生。领袖们若有国度的胸怀，不应该成为“守财奴”，以银行卡的奉献款的多少衡量“业绩”，而更应该成为好管家，善用钱财在人才培养、供养仆人上。反之，存款越多，亏欠越多。
建议：全民行动，寻找人才培养的出路
任何一位领袖，不管是全国、省级，或是各堂点的负责人，都需要重视，且需要全民行动起来，因为人才培养关乎的是“生死存亡”。因此，笔者建议：
第一、打破传统的观念，基层负责人鼓励就读、经费支持。
人才培养，需要整个系统动起来。首先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观念，高举“大使命”，实践“信徒皆祭司”。许多年轻人的服侍心志没有被激发出来，没有使命意识。因此，学院的教授要“下基层”，教牧多传讲奉献的信息，负责人多鼓励年轻人就读，甚至建立助学基金及其制度。
第二、健全学分的制度，全时间、走读式、线上线下学习兼容。
学分制的优势就是能够改变单一的教育模式，可以在全时间就读的基础上，拓展生源到许多职场人士，使他们以走读、夜校、线上线下兼容方式接受教育。领袖们鼓励所有有心志的信徒先在业余参加训练，若是在过程中经历“呼召”，就可以顺利加入“全职”服侍的队伍。即便有大部分人没有呼召，也至少可以培养出许多有高等学历的义工。线上线下兼容的模式，更使许多在职的牧者有增值的机会。
第三、建成教育的体系，招揽师资、建成金字塔式教育系统。
省级学院是很好的教育平台，若能够建成县、市、省三级教育体系，至少不再担心生源问题，也能够广纳贤才。初步的建议是：有条件的县两会建立一年制班级，可作为传道员的资格认定条件；第二年到市级两会所办的班级升学，可作为长老职份按立的参考；第三、四年级到省级学院深造，可获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又可作为牧师职份的基本要求。省级学院更可集中精力办研究生院，提高学术水平，培养高学历的人才。在过程中，省级学院可广纳各地（县、市）有硕士以上学位的牧者、学者，获得学院的认可为兼课老师。而全国级的学院，就可以扩大招生，设立多种高等学位的课程，给予牧者更多深造的机会，提升牧养与学术水平。
第四、形成学术的氛围，打破“士为贵”观念，创建学者团队。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担任行政职务的领袖与从事教学、学术研究的教师都需要被放在适当的岗位，发挥其专长。因此，建议学院要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其教学不受行政限制，而是发挥学者的专长，提高教学的质量。同时，要提高教师的薪酬待遇，使教授与主席同级，使学者无需为待遇而转做行政。
第五、提升牧者的待遇，建成健全的薪金福利制度，使教牧成为令人羡慕、受人尊重的职份。
牧者团体在旧约类似于利未支派，其薪酬远超犹太平民。我们虽然不要求对标于利未支派，但希望可对标于社会薪金制度，至少让牧者不会为待遇而发愁，专心于教牧服侍，不会为此另谋出路。同时，合适的薪金福利制度，也让年轻一代看到牧者群体是受尊重的，其服侍心志，不会因待遇问题而受挫，更不会因此而退缩。
第六、设立多元服侍平台，鼓励牧者专业化发展，解决以“仕途”唯一“事业前景”的弊端。
社会在进步，教会也在发展，服侍的多元化现象已经催促着服侍团队不只停留在唯讲道为尊的一元服侍，出现了包括：向上崇拜为主的圣乐、崇拜专业；向内教导与团契为主的释经、神学、宗教教育、小组牧养等专业；向外福音与社会服务为主的心理辅导、婚姻家庭辅导、社会服务等专业。学院的教育不再以会讲道为培养目标，而要开设适应发展的各专业训练。若建成多元服侍岗位，鼓励牧者专业化发展，不再以“仕途”作为服侍的唯一“事业前景”，必建成更加健康的服侍体系。
总结：就读神学，不是、也不应该是一部分人的特权与专利，而是每位蒙恩者都应该有的机会和选择。就读神学心志的培养，需要有先人指路，需要有生命激励，需要有效法榜样，学院与领袖不能消极等待“愿者上钩”。重视人才培养的信仰群体，不能将重视停留在口头上，而当反省自身，作出相应地改变，以促进人才地培养。招生困难的现状，不能一味推卸责任，消极截流，反而需要寻求调整与改革，促进人才的挖掘与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