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还在《天风》撰稿人和通讯员培训会的现场，我就建立了一个《天风》2020推广群，鼓励通讯录里的好友们订阅。
我与《天风》的关系，可以用“74年缘”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当然，有人会说，你只不过是40出头，怎么跟《天风》有74年缘呢?我想要表达的是，《天风》创刊至今的74年中，几乎每一期我都翻阅过。所以，对于《天风》，我有自己的解读与观感，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天风》是一份中国人自己创刊的基督教杂志。
第二、《天风》是唯一一份由解放前创刊至今尚存的杂志。
第三、《天风》是唯一一份中国基督教公开发行的杂志。
第四、《天风》是唯一一份全面见证三自运动的杂志。
以上几点认识，可以看到《天风》的存在非常不易，它不是中国基督教的“儿子”，更是“爷爷”。我为什么会特别钟爱它?就因为它作为“爷爷”的价值。
我从事教会历史资料搜集已17年之久。从温州教会的资料搜集、浙江教会的历史写作，到今日中国当代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几乎每一次资料的整理都离不开《天风》。就像孙子听爷爷讲故事一般，我会翻查记载在《天风》里面的每一期，找出每一个关键词，并将它拍照保存、抄录编辑、写成文字。由此，我也似乎变成一位“天风迷”，自己搜集、购买《天风》，曾为购买四年资料花了我几个月的工资。
可以说，《天风》几乎是目前所有50-80后出生的中国基督徒的美好回忆。在80年初，中国教会恢复之初，《天风》于1980年10月恢复，向全中国及世界基督徒发布中国基督教两会的动向，也是唯一的渠道，几乎每一间教会都会订阅《天风》。因此，当时10后至50后主笔写作，60、70后阅读成长，80后翻看。但可惜的是，中国教会没有全面恢复文字事工，仅凭一份《天风》不能满足中国教会弟兄姊妹生命之需(当时还有《教材》、《讲道集》)。直到2000年前后网络普及，纸质媒体开始面临冲击，唯一的《天风》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90后与00后不了解《天风》很是自然，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天风》几乎只是教会牧者阅读的一份“官媒”，很少普通基督徒会订阅。
关于《天风》的内容，可能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些是被人不理解，甚至被诟病。笔者记忆比较深刻的几年，就是当全国两会全面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之初，许多基层的基督徒不接受，就在笔者所在的农村教会，有人开始称“天风”为“妖风”，从此就不再订阅《天风》，虽然作为神学生的我不太同意这种极端的想法，但也无法改变同工们的观点。
但不管怎样，作为历史研究的入门者，我始终认为《天风》给中国教会的发展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就连很多人最为不愿意阅读的政策性文章，它们的存在给予我们历史研究者自然梳理了历史的脉络，对于中国宗教政策的动向提供了最有时效性的资料。也对于中国教会在处境中每一步向上或向下的走向提供最准确的指引。特别是自1980年以来中国教会普遍忽视教会档案的建设，仅过去40年来的资料，许多已经无处寻找，但《天风》似乎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线索，指导史学者从中把握历史的脉搏。
我从2005年正式参与文字服侍，2006年6月在《天风》发表第一篇文章，后来接受《天风》作者培训，从而开始了以作者身份加入《天风》“大家庭”中。在接下来的十年(2008-2018)中，成为个人在《天风》发表文章最多的时期，最高产量一年20多篇，在不同专栏发表文章，并于2014、2016年被评为优秀特约撰稿人，2015年被聘为《天风》特约编辑，并担任两届中国基督教传媒事工委员会委员。几天前(2019年11月14-15日)召开的《天风》通讯员和特约撰稿人培训会议上，获得专栏作者奖。
几次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推荐《天风》的时候，有许多弟兄姊妹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明显，这只能说是《天风》在74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我个人阅读、研究、写作与编辑的整个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天风》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这是我在上文已经提到的。但从文章的阅读来说，我建议持质疑者不要以偏盖全地否定它，毕竟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重要的不是否定它，而是怎么将它办得更好。
在《天风》中有各种栏目，除了一些被反对者质疑的政策性文章之外，还有很多由中国基层教牧原创的属灵文章，包括讲章、灵修小品、新闻报道等，有涉及婚姻家庭、教会历史、教牧经验、教会守望等各种“接地气”文章。我相信，这些带有属灵性、时代性、教牧性的文章，总能够给予大家一些帮助。我们不能因为看到一篇自己不喜欢的文章而否定全部，况且如我前述，就算我们不喜欢的文章，它也有历史意义。
《天风》作为目前中国教会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刊物，其存在的价值需要被重视，也需要众多的牧者、弟兄姊妹一起去办好、推广。作为自觉知识浅薄、生命幼稚、文才平凡的牧者，参与《天风》的写作实在是难为、勉强之举，若能够有更多作家、学者愿意加入并投稿，助吹“天上来的清风”，以文字建立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引来教会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