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纪念丁光训主教

我最早看见丁光训牧师,是上世纪40年代初期在上海圣彼得堂,那时我是儿童礼拜里的小朋友。他是一个很帅的青年,原是该堂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从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毕业后,被按立为会吏,在堂里讲道。他的妈妈丁李励自(我们后来都称她丁老太太)是虔诚信徒,牧师的女儿,妇女服务团的中坚,经常在家里举行家庭礼拜。我曾听她说,光训从小喜欢学牧师,挂着圣带站在高处为家人讲道。
 
1946年至1950年,丁光训牧师在加拿大、日内瓦当基督教学生运动干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干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许多外国朋友都劝他不要回国,他还是于1951年毅然与夫人郭秀梅,带着大儿子丁言仁一同回到了祖国。他一度当广学会总干事,郭秀梅当圣马利亚女中校长。1952年下半年,华东11所神学院合并成立金陵协和神学院,丁牧师当了院长,我也随着中央神学院的同学来到南京,成为丁院长的学生。记得那时他每天来参加早祷礼拜,仍按原来圣公会的习惯,面向圣台跪在地上祈祷(礼堂里并无跪垫),可惜当时没有相机把这一情景记录下来。
 
我1953年毕业后,回圣彼得堂工作,有时去探访丁老太太,她常谈起光训,特别是1955年他被祝圣为浙江教区主教,更使她十分欣慰。丁主教从南京来沪时,总住在妈妈家,有时通过我通知金陵协和神学院在上海的毕业生与他相见,大家更习惯称他丁院长,向他倾诉在教会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1958年教会萎缩以后,神学院一度停办,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改革开放以后,我第一次遇到丁主教是在1980年3月,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的上海大厦召开常委会,当时主席吴耀宗先生已经去世,由副主席丁主教主持这会议,与经过浩劫尚存的基督教领袖共商恢复活动的大计。同年10月,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在南京召开,丁主教被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由他提议新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会长。1996年12月第六届全国会议时他自己提出不再担任主席、会长,但仍任基督教全国两会的名誉主席、会长,直至去世。
 
我自1980年由丁主教推荐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副总干事,后任副会长、会长,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虽然南京、上海两地相隔,但在重大的会议和决策时,还是有机会聆听他的讲话,受到许多教益。我深感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终生服侍中国教会的卓越领导人,他有思考,有主张,有远见,不但对中国教会,也对普世教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他肯定中国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不是仅为了争取中国基督教的生存条件,而是从中国基督徒固有的与国家兴衰共呼吸的民族感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改善福音被接受的社会环境,使我们的见证更加有效;使教会的普世性(大公性)更好地落实于地方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
 
为此他大力提倡基督教的“中国化”,要在崇拜、音乐、美术等渠道都有所表达。当我在负责编辑《赞美诗(新编)》时,他给我写过几封信,要我们重视圣诗民族化的问题,对于新创作,“能采用务请尽量采用”。他还提倡每次礼拜唱一首中国人创作的赞美诗:“讲了三十年三自,礼拜时唱的还是洋圣诗,这是很大的讽刺,对吗?当然,好的外国圣诗我们一定保留,我们不排外。”
 
他一直坚持基督教两会的教会性,以“办好教会”为工作目标。1980年在第三届基督教全国会议上,他所作的开幕词“回顾与展望”中,就提出了“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的号召,即从“三自”到“三好”,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基督教协会就是为做好教务工作而成立的。他认为爱国爱教应该落实于办好与祖国发展相称的中国教会。在这方面他一贯注重的有两件事:一是要加强团结,二是要发展神学。1996年他在卸任以前,在第六届基督教全国会议上的临别发言,仍是强调这两点。
 
他认为基督教两会应该代表全国的基督徒,为他们服务,绝不要做使信徒不满意的事,而且要把能否团结全体信徒,提到能否抵御海外势力挑拨、分化的高度。
 
他对于那些在家庭中聚会的基督徒充满理解,称他们为主内弟兄姊妹。80年代初期,他和郑建业主教就曾邀请温州“交通会”的弟兄到南京去对话,取得较好的效果。在“三自”内部的会议中,他常批评有些同工居高自傲,不够有团结人的诚意。即使对于反对“三自”的基督徒,他也很少谴责。基督教全国两会有几次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不理解“三自”的信徒及其代表人物表达善意,都是出于丁主教的建议。
 
他一辈子从事神学教育,他曾自嘲自己是世界上担任神学院院长时间最长的人。他提出神学院的宗旨是培养“灵、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人才,对学生当然有灵性上、知识上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是要启发他们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神学思考。他认为没有神学家的宗教一定是低级和原始的,神学就是教会在思考,因此非常关心中国教会的神学走向。
 
他赞扬1956年《天风》所开展的关于“基督徒是否可以爱世界”等问题的讨论,称之为“神学群众运动”。1981年,在他担任基督教全国两会主席、会长后不久,他就曾经邀约各地教会有思考的同工举行内部的研讨会,对中国教会面对的“爱国”、“属灵”、“自由”等问题进行神学讨论。
 
他从基督教全国两会的行政岗位退下以后,仍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他的思想重点更多转移到神学方面,他认为基督教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最根本的是神学思想上的适应,1998年他提出基督教应该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不是偶然的。
 
对于中国基督教必须与时俱进,在独特的处境中思考神学,他以身作则,不断探索。我至今清楚记得,1954年第一次读到他的论文“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时,他强调要在新时代中聆听圣灵新的启示,给我豁然开朗的感觉。
 
他在《丁光训文集》中发表的神学文章,强调“上帝是爱”,教外有真善美,信仰与道德必须统一等,无不考虑到我国大多数人并不信基督教,思考如何使基督徒能在与人和谐、在善事上与人合作的正道上,真正显出福音的见证,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为此他大声疾呼,竭力推动神学思想建设。
 
2000年,他不顾高龄亲自去上海、浙江演讲,释疑解惑。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2008年11月,神学思想建设10周年纪念大会,即他在晚年最心系的事工。虽然他的有些观点不是人人接受,但他对于中国基督教的远象--建立“植根于圣经和中国土壤的,真正属于基督又属于中国的教会”,“他的神学思想是丰富的,不反理性的,比较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能够帮助树立比较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见证”--始终鼓舞我们前进。
 
他对于基督教必须重视伦理道德、服务人群的教导,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他神学毕业后进入青年会工作,因为他认为“这也是基督教”。1986年他发起创办了爱德基金会,借助海外教会的力量,办起爱德印刷厂,印刷了大量圣经,同时广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他终生担任爱德基金会的董事长,主持其进程,爱德基金会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知名的公益团体之一。我记得他在2008年出席爱德印刷公司新厂区竣工的盛典时,坐在轮椅上,明显体力不支,记忆力严重衰退,可是对于爱德的事,他还是尽力而为。
 
丁主教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开拓了我国教会对外交往的途径。他英语过人,又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他为我国和我国教会所作的介绍,容易被外国友人所接受。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叶,他与夫人就出访欧洲,并在匈牙利接受了名誉博士学位。改革开放后,他多次率领中国基督教代表团遍访欧美亚非各国,并代表中国基督教协会参加了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WCC)。他还曾以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广泛参加推动世界和平的活动。他的朋友遍天下,他的家常是接待外宾的场所。
 
我多次跟随丁主教出访,有些场景难以忘怀。1984年在澳大利亚,他接受广播电台听众的电话采访,有的问题很不友好,说中国杀害宗教信徒,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云云。他慢条斯理地说:“我回国前也听到不少这类说法,现在我的脑袋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对于他的坚定、睿智、镇静,我们都极为钦佩。然而丁主教却常提醒我们,不要安于做“随员”,要发挥各人的作用。那时,我单独用英语作即兴讲话还有困难,有一次,丁主教竟为我做翻译,只叮嘱我说:“你讲得慢一点。”
 
丁主教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他从来没有把这看为“当官”,而是看作代表基督教界认真履行职务。我在1995年至2008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看见他虽然年迈,每年总坚持来开会,直到健康不允许为止。他不喜欢说表态性的套话,在重大问题上从不掩饰他的观点,国家领导人也非常尊重他,常去聆听他的意见。他经常鼓励我们要做共产党的诤友,勇于提出对国家、人民有益的建议,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
 
丁主教的妈妈活到101岁,丁主教98岁,也享高寿。继吴耀宗先生之后,他在推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向前发展,在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在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中的独特建树,是无人可以比拟的。我的片段回忆只是略为增添一点雪泥鸿爪【指鸿雁在泥雪地上留下的爪(zhǎo)印。比喻往事遗留下的痕迹。鸿:鸿雁】。
 
丁光训主教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地位不可动摇,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天风》2015年9期20页纪念丁光训主教诞辰100周年专文。作者:第五届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更多《天风》2015年9期文章,欢迎点击http://www.jdjcm.com/wenzhai/1687.html阅读!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提前5:17)」

曹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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