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立各种援助与推动抗战救国组织
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成立各种团体，研究抗战救国问题，例如“东北社”、“时社”等，诸多中国基督徒也积极参与其中。同时，中国基督徒也成立抗战救国组织，开展抗战救国活动。
一些全国性的教会组织利用其特有条件，成立了一些全国性的抗战救国组织。
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基督教军人服务处”，吸收一批有志报国的青年出入于前线后方，为伤病军人护理、喂饭、洗衣、读报、书写家信、演出文艺节目、放映进步影片、教唱抗战救亡歌曲等，大大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斗志。
又如中华基督教会总会组织“负伤将士服务会”，以“奉献自己，服务困苦的义胞和忠勇卫国的将士”为口号，奔走于晋、豫、川、湘等地，照料留下来的伤病员。后来该会还参加了“边疆服务工作”，在上海、广州、南京、洛阳等大中城市，基督教各教派自动联合，成立“基督教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基督教国难救济会”、“基督教战事服务部”等抗战救国组织，推动当地抗战救国活动。
二、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广泛宣传抗日救国
中国基督徒成立抗战救国组织，开展抗战救国活动，揭露日军侵略暴行与广泛宣传抗战救国。
如上海部分牧师与信徒组织“上海基督徒救国会”，编印《东三省事件与上海事件真相》，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广泛宣传抗战救国。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基督教团体及一些基督教刊物，纷纷发表《告全国基督徒》之类的文告，唤起基督徒抗战救国之心。
1933年3月1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国民自新大会，张伯苓、陈宝泉、王文典作救国家于危亡的演讲。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再度兴起抵制日货运动。1933年，在上海、天津等地，国货团体纷纷组织提倡国货大会、国货展览会等，提倡国货，振兴实业。
同年10月10日至11月8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扩大提倡国货大会”，陈列工业原料、机电工业、化工、食品、教育用品、艺术品、医药、手工制造品、纺织品等国货，展品达七千余件。
宋则久等基督徒围绕“提倡国货是同胞天职，好用洋货是灭亡道路”的主题，发表演讲。“有极多人士得悉中国已有之国货，从此立志购用，不再取诸外人。日限虽浅，喜其收效甚宏也。”
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委员会干事刘良模于1934年，开始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组织、教唱抗战救亡歌曲，从事推广与传唱抗战救亡歌曲工作。
1936年6月14日，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刘良模组织五千余人参加民众抗战救亡歌咏大会，其中有千余人是他的歌咏队成员。大家浩浩荡荡一路高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其场面浩大，十分振奋人心，许多人激动地流下眼泪。1937年8月，刘良模成为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第十支部(京沪支部)负责人，其支部特点为推广与传唱抗战救亡歌曲。刘良模及其支部走遍天津、广西、湖南、浙江等地，宣传抗战救国。
三、以财力与人力支援前线，援助后方
抗战伊始，各地基督徒皆响应捐献活动。虽普遍的是捐赠寒衣。因入冬后，军队往往缺乏给养，各地女基督徒踊跃缝制棉背心或鞋袜，支援前线将士。上海、镇江、郑州等地教会医院与医生，踊跃参与救护伤病员工作。有的教会号召基督徒捐献一天工资所得，有的妇女杂志号召女基督徒捐献金银手饰。
当时，国民政府发行五亿元救国公债，各地基督徒踊跃购买。尤其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劝买活动，在短短半个月中超额完成十万元任务。华北一教会女子中学的学生将一冬的烤炉费充作航空救国捐献。
救济难民亦为一重要方面。上海“基督教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推动全市教堂腾出场所，救济闸北、虹口一带园毁于战火流流离失所的难民。著名儿童教育家、基督徒陈鹤琴和知名人士、基督徒赵晋卿等，深感对难民儿童实施教育之责任，约同一些社会人士组织街童教育会。
1936年7月，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会议决议令各城市青年会尽力救济难民。随后，诸多城市建立难民收容所，不仅帮助解决衣食问题，还普及基本教育，训练生产技能等。因这些工作皆卓有成效，广东曲江、陕西华阴等地政府部门，要求基督教会接办当地赈济工作。
1936年冬，全国人民开展援助绥远军队抗战活动。中华基督教会立即组织战区视察团前去慰问，北平、广州、南京等地亦纷纷组织义演音乐会或游艺会，宣传抗战救国，向社会募捐。
同年，闽人旅沪教会还自编自演短剧《爱国路》，宣传抗战救国。北平(今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萧洄千奉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之命，与各地派遣的青年会干事组成“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战区服务部”，到前线为官兵服务，演出文艺节目，放映《秋瑾》等进步影片，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救亡歌曲。在祖国西北旷野，唤起全体官兵的爱国热情与勇气。
四、利用基督教国际性的特点，呼吁友邦人士支持我给抗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金陵神学院、监理会等，即向美国教会呼吁，要求美国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际呼吁活动更加活跃。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青年会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的负责人联名致电国联，要求制裁日本。
1936年，吴耀宗先后在美国44所大学讲演123次，听众达两万五千余人，呼吁美国及国际力量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1940年后，刘良模任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讲员，宣传抗战救国及美国援华；还将《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英文，并教著名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演唱，以宣传抗战。罗伯逊将《义勇军进行曲》称作《起来!》，并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在美国各地举行音乐会巡回演出的节目，唱遍美国。
圣公会的一些主教致电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并发表声明，表示“凡我国人莫不一致与侵略者抵抗，我基督徒为国民一分子，自不能袖手旁观”；“国事重要关头大勇不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这些呼吁工作，获得了国际教会人士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如八·一三凇沪会战发生后不久，美国纽约教会即忙来援华捐款。英国各教会团体联席会议决定，在中国抗战期间，要增加在华教会医院的设备和人力。英国伦敦会宣布抵制日货，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授表声明，谴责日本侵略等，皆表明这些呼吁工作卓有成效。
在整个抗战时期，诸多中国基督徒极积投身于抗战救国活动中，且卓有成效，其事迹举不胜举。这充分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基督徒已具有强烈之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在国难临头、外患频仍之际，中国基督徒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爱国忧国之心。
《天风》2015年10期23--24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文。作者：天津市种子管理站研究员张存信。2016年8月5日06:42扫描，2016年9月5日16:27审核校对。更多《天风》2015年10期文章，欢迎点击http://www.jdjcm.com/wenzhai/1731.html阅读！
张存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