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基督教传到了中国，作为一种强势的基督教文化，与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浑厚中国文化相遇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碰撞，甚至摩擦、矛盾，但其中更多的应该是互相尊重，相得益彰，再一次丰富各自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中国基督教第九次代表会议提出要深化神学思想建设，使神学中国化。如何使神学中国化?神学中国化的借鉴在哪里?出路又在哪里?
中国基督教神学必须进行现代型的学术转化，摒弃原有传教士式居高临下的宣教，剔除被扭曲的不正确的神学宣讲，正确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升中国教会的神学学术水准。
一、构建适合中国教会的神学方法论
在这样一场全国教会为之牵动的神学思想建设中，神学的方法论体系并未被构建。我们所见到的只是，各地教会将教牧人员平日里的一些讲章串联，装订成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本本讲道集而已……有些讲道集里甚至还有与中国教会所倡导的神学思想建设完全背道而驰的神学观点……依循做神学的原则，凡是进行神学思考之前，必须先将神学方法论梳理清楚，之后才会有下一步的神学思考。因此，我们的神学思考从何开始、如何继续进行下去、如何分析、如何得出结果等问题，都是方法论所要讨论的。可以说，方法其实就是工具，使研究者能有系统、有次序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向读者清楚显示，作者是如何从一个论点达致另一个论点或结论，以及论证的合理性。所以，方法就是分析、探索、开阔视野与解说：方法一旦形成了习惯，它会引导思考者进行观察、研究、修正等一系列的行动。但是方法无法取代尝试性的努力与创新性成果。
方法论涉及的内容包括：问题是什么?为何需要处理?从何入手?怎么处理?前人在这方面有何处理经验?怎么获取本阶段的最终答案?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是否有预设立场影响到相关资料的获得、分析并得出结论?研究者自己是否有预期的结论?最后，还要注意方法论必须经得起怀疑、批评，正确地看待其仍处在不断的修正、更新之中。
二、确立圣经的知识论基础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书籍，且是基督徒心目中唯一的经典，是信仰教义的权威来源之一，其地位之高自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马丁•路德曾在其被称为“改教三原则”中的一个原则——“唯靠圣经”。
然而在中国的一些基层教会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对圣经赋予崇高地位的同时，也产生了另一种张力，那就是将圣经变成无上的神圣化对象，甚至将其放置于上帝的位置来膜拜它，这是一个危险的做法，是信仰走向迷信化的第一步。因此对中国教会来讲，需要建立合理性的圣经知识论地位。
我们为什么要确立圣经的知识论地位?作为知识论，它涵括许多的内容，诸如理性手段、先验与经验及实用主义等。正确使用知识论的手段：理性的思考、辩证的推论、合理的释经，将圣经摆在合乎信仰的地位，极为重要。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曾经指出：“基督教一直存在着一个诠释问题，因为基督教是从宣讲而来。其始于一个根本性的宣讲，坚持上帝之国以决定性的方式在耶稣基督里逼近我们。但这根本性的宣讲、这言语，是通过书写、通过经卷临到我们的，若要使这见证那根本并奠基性事件之原初言语始终为当代所接受，我们必须恒常地使之恢复为活泼之言。”
当然了，对待圣经的研究方法首先取决于人们对圣经的看法。其实圣经和其他人类经典文本相似，都是以一本可以触摸的书的方式存在和传递。因此，圣经信息的记录、编辑、传承、翻译和解读，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手之人和其处境的影响。这也是来源评鉴、经文评鉴，以及解经史所显明的。提出这个前提，并不是要否定或消减圣经作为神的启示的不可动摇地位，而是要正视圣经的双重性。圣经不能仅仅被当作人类文学作品，也不能当作完全超越人类语言和文化的纯灵性存在。正视它的人文因素，以及它的传承和解读者的处境因素，能帮助我们更深入有效地研究和应用圣经的信息。
纵观教会历史，自从十八世纪兴起的历史评鉴学开始，还有后来的形式评鉴、新文学评鉴、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法、对话主义、意识形态评鉴，以及伦理主义(叙事伦理和诗歌伦理)等都不同程度地深受当代哲学、诠释学、语言学和文学评鉴理论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以上所提及的这些圣经研究方法或手段都可能有其优越性的一面，同时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
因此，正确地看待这些方法和手段，恰当地使用它们来为研究圣经服务，有其合理性的层面。我们既不需要全盘接受，也无需妖魔化地拒斥它们。所以，提高平信徒甚至神职人员欣赏经文的文学之美的能力，且能从其中得着合时代的神学信息，使教会能从学术研究成果当中得着丰富与滋润，这无疑是中国教会的又一个可喜的现象。
三、探寻教义的时代性与体贴性
基督教教义经过其历史的穿梭，在相遇过各种经典文化之后的今天，再次与后现代的中国文化相遇，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表达教义理解已经是中国教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基督教教义中有许多载诸经典、历久弥新的内容，如真、善、美、仁爱、和平、和谐等都完全可以和当代中国社会进行对话，产生新的课题。
可以说，神学思想建设需要中国教会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不可能一蹴（cu）而就。中国基督教需要融入整体社会的发展，适应社会，但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适应不是迁就。迁就，是埋没自我的个性，屈己从人，以偏狭的功利为前提，只图目前的敷衍。适应是从理性层面上出发的，迁就则是从利害关系上考虑的。适应也不是消极无奈地面对。遇事棘手，困难当前，便生厌倦之心，敷衍过去，那是消极的态度，不是适应的精神。若适应，则以真理为标准，保存其合理者，消灭其非理者。厌世主义者，以社会之污浊，乃谋独善其身，度清谈隐遁之生活，此之谓消极。唯能以积极的精神，抱澄清污浊社会之志，而身入虎穴；不良者使之良，不善者使之善，这才是适应。
对中国基督教而言，促使教义神学走向公共领域，使教义的阐释与时代有贴切性，是我们这一代教会必须进行思考的重要层面。正如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神学家特雷西(David Tracy)通过其解释学研究论证说，宗教观念和符号未必就是无法公共享有的特殊事物。一切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在起源上是特殊的，而效果上是公共的。
这种基督教思想对广泛公共领域的影响至少需要两个向度：一是基督教研究中关注社会的向度和对社会问题进行神学反思的品格，二是发展出一套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督教社会理论，对中国处境的某些公共议题表明其立场和观点，以引导基督教在中国的公共影响和贡献。因此，要从实际层面上要求教会必须有可告人的信息向当代社会传讲，建构基督教教义的适切性和合时代性，使基督教的信仰内容、教义表达不再只是抽象、空洞和无关紧要的说教，而是有与人生息息相关的丰富内涵。
四、积极推动教会的现代性建设
承认基督教的传教当适应民族文化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必然是承认基督教的本土化，也就是基督教中国化。中国化，只有置于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历史框架中才是真实的问题。脱离现代性这一历史基础，静态形而上学地简单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异同以说明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不仅抽象，而且不得要领。那么，如何让教会保持新鲜的活力?如何让教会成为恩典的管道?如何既保持自身的教会性又能融入到时代发展的现代性建设之中?
从定义上讲，教会是一群被救赎之民的聚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背景下，要时常保持呼召(ca1li ng)的清醒意识。在这呼召中，凡受造的都会在创造中本乎创造中的自然涵蕴原则，借着适宜和当有响应并生共存。这件事显明在人群社会中成了相互制约规范的规律和原则，人类亦在这呼召中学习生存，发展文化，享受文明。正因为创造主的绝对理性，创造中的一般呼召都带有道中之理，针对人的理性作刺激和挑剔的启发。当人能适宜地响应一般呼召的理和道时，加上响应性的自勉的加深，就会产生使命感。这样人也从“天意”的识辩进入了“天命”的自悟而感受到使命的托付(commissioning)，即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因此人的生活工作和行为就会慢慢地专注融会于单一简化性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有事业感、使命感的人会忘寝废食地追求事业的成就，有时甚至明知目标永不能达，仍要牺牲财富、家庭、爱情、生命也不在乎。
从加尔文到韦伯都在极力提倡一个神学信念：呼召意识。综览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我们可以察觉，其天职观思想大致有如下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以劳动作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用韦伯的话来说即：“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人必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 其次是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主张以劳动分工的成效来洞悉上帝如此安排的目的”，“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再次是以克尽天职为目标取向的财富观。一种职业的道德水平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但追求财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而是为了荣耀上帝。最后韦伯总结性地说道：“人是为事业而活，而不是反过来。”“你须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
总之，教会的社会服务与社会参与的程度对于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安身立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从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注重爱国情怀、以博爱为核心的基督宗教更应该有其道德典范，按基督教的启示，上帝不是人所仰望的高高在上的完全，乃是降临于人间的爱、智慧和能力。因此，在信仰伦理与实践伦理中总是存在着一些矛盾对立的现象，因为信仰总是给我们带来一些超越性的伦理层次，而我们却仍然要在实践中去将其体现出来，这正如尼布尔所认为的“不可能之可能性”。同样，作为中国的基督宗教也仍要尝试着去实践它，正如孟子所言“达则兼善天下”之效。
综上所述，面对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宗教多元化的大背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基督教在社会功能中，依然只是处于一种非主流的、边缘的地位，甚至是被动的、被引导的角色。当然这其中有外在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内因性。就笔者个人认为，内在因素甚至大于外在因素。
我们看到，中国基督教的保守神学观点，落后的教会管理体制等因素都在制约着教会的健康发展，我们是否依然保持一成不变的落后观念在怨天尤人，还是清醒之后打算有一番作为呢?
笔者认为以丁光训主教为首的中国基督教两会已经在1998年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神学思想建设。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抉择是明智之举。神学思想建设让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考彻底地行动起来，我们看到了中国教会出现了这么一个令人振奋的场景：教会在思考、神学在行动。
然而，神学思想建设的核心层面即是对教义神学的深层次思考，神学思想建设在下一步操作的进深时，必须触及教义学层面，否则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神学思想建设。而一旦真正属于中国教会的神学方法论得以确认、圣经的知识论得以共识、教义的时代脉搏得以把握、教会的现代性建设得以完善，到那个时候，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产生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框架中思考的中国神学将在真正意义上被广大信众乃至普世教会所承认，中国教会在确立自己的神学方向、神学构思方面的这些努力也将为普世神学注入新鲜的血液。
《天风》2013年12期35--37页求索思考，2014年1月5日22:39扫描，2014年2月14日14:14审核校对。作者：燕京神学院教师陈跃鑫.
燕京神学院陈跃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