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
记 者：何老师，通过跟你的交往，以及看你的文章，我非常喜欢你对宗教问题的看法。我认为你对许多问题的探讨，都是很深刻的。所以我很想听听你谈一些看法，尤其是宗教对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性方面的看法。
何光沪：我想，所说的生命主要是指人的生命。生命一般被理解为生活。活着就是有生命，有生命就是活着。但是考虑到动物也活着，所以呢，所谓人活着就要活得像个人，也可以说是作为人而活着。所以我想把生命理解为生活，也就是要做人的意思。而做人就意味着要有人性。
关于人性，我认为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自由，就是选择的能力；第二个是心智，就是心灵、良知、智力、头脑；第三个是相对的创造性，也就是人可以创造一些原来没有的东西。因为有自由，所以可以想做什么，也可以不想做什么，这就决定了人是易变的，人性是变异的，所以古人说“人心惟危”，也就是说人性是容易出问题的，不可靠的，朝三暮四、难于把握，自己都把握不了自己。“人心惟危”是因为没有主心骨，人没有主心骨，就是丧失了根基和目标。
我觉得最可靠的根基和目标是“道”或“天道”。地位、名声、金钱，都会被视为人生的根基和目标，但是我认为都不可靠。如果用这些东西作为根基和目标，还会觉得没有主心骨，这就会造成无根的漂浮，这样的人心是“惟危”的，是捉摸不定的。
比如说有一些大独裁者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却心神不定，处于恐惧之中。所以我认为只有找到“道”，才有做人的根基和目标。每个大宗教都讲“道”，你看儒家讲“道”、“天道”，佛家也讲“道”、“得道”，道家也讲，基督教也讲，“太初有道”，以及“道成肉身”都提到某种超越的本源。“道”是一种超乎理性之外的东西，正因为它是超出理性之外的，所以古人说“道心惟微”。它是很难说清，很难理解甚至是很神秘的。
下一句话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涉及到宗教性的问题。所谓宗教性，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真正的宗教精神，或者说纯粹的宗教性，象佛教讲的正信，基督教讲的信仰。宗教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它所探求的是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归宿，它既在这个世界上，又不是这个世界。
基督教的上帝是既超越又内在，佛教讲的种子识，是生发出万物的东西，所以它也是超验的。但它也讲法在万物之中，这样就超出了一般的理智之外。既超在又内在，确乎可以说是神秘的。但它又是那样的重要，所以人要对它“惟精惟一”，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终极关切。有了这种宗教上的终极关切，人就不会把此世的金钱、地位、大人物等等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终极的追求。即便像民族主义这样的东西，它也不会成为人终极的追求，因为相对于全人类来讲，民族也只是一个小的族群，它不是最终极的。
人有了宗教上的追求，也就不会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东奔西突，蝇营狗苟（营：像苍蝇到处乱飞比喻某些小人不顾羞耻，到处钻营的意思。 苟：苟且，这里是不顾羞耻的意思。 比喻为了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
记 者：我以前很喜欢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生活在别处”。自从信仰问题解决了以后，我就不再喜欢这句话了。因为我觉得生活就在此处，而不在别处。只有心灵漂泊的时候才会无所寄托，而把生活不断地指向别处。但是解决了信仰以后，心灵不再漂泊，它已经有了一个依托，有了一个彼岸的追求以后，此岸才显得有意义。
何光沪：对。或者说，别处就是此处。心灵在漂泊的时候，总把希望寄托在别处。不喜欢这里，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把这个看透了，那么别处就在此处，彼岸就在此岸。这样你的心就会扎根，你在此处，也可以看到彼处。这个我们都会有体会，比如说看到花草树木，以此观彼，我们就会联想到许多，所谓“境由心生”。
再回到主题上来说，此岸的无常只能是对象，是可以被取代的对象。有了终极的关切，我们才会像《大学》 里说的“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个“得”就是得道，就是领悟天道，从而回复自己的人性。这样我们就能达到超越的境界，接近创造的境界，也就是“大化流行”、“化育万物”的境界，也就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境界。人如果知道这个“道”，也就可以让这个道心引领人心，让“心”来引领“智”，以免有智无道，因为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这样，就可以让人自己有限的创造性汇入到无限的创造之中，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宗教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性。
记 者：据我所知，你对保罗·蒂利希有很深入的研究。我想起他在 《存在的勇气》 里所讲的，宗教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生发存在的勇气，而防止存在被非存在所威胁。我要向你请教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宗教对于一个人来讲，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认为宗教并不仅仅是每一个个体的事，它对于作为群体的人，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日尔曼的民族性据我所知是马丁·路德所塑造的。如果可以这么讲的话，我想宗教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他塑造了一个精神上很高贵的民族。尽管他们也有过罪恶，但是他们对待罪恶的态度是那样通彻心肺的忏悔。
如果反观我们中国的话，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要感到惭愧的。比如说，我们对“文革”几乎没有什么反思，甚至还有人故意不让我们反思。我想，这恐怕跟有没有宗教精神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何老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何光沪：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两千年的历史也不是一片光明的，我们中国人也做了一些傻事、笨事，甚至是坏事，但是我们缺少反省的精神。这使我想到了一些学者得以引用西方的观点，比如对赛义德东方主义观点的态度。据我所知，西方的大量学者，对他们自己的社会都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做的是远远不够的。知识分子的天职包括揭示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从而使得社会得以改善、得以进步、得以发展。如果知识分子只是歌功颂德，那他的价值对于社会进步事业来讲要大打折扣了。
我们应学一学西方学者的批判精神，比如他们对早期压迫印第安人的反思。咱们有些人对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态度，好比两个人吵架，一个说：“我的祖先有很多错误，应该悔悟，应该洗心革面，”另一个说：“对啊，你们的祖先那么坏，就是你们的种有问题。”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不进行反思，反而把别人的忏悔当成自己一切都好的根据，这样就恰恰使得自己没有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有些人就不去想。
（未完待续）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慕恩堂《百合花》2014年2期第一版，2014年8月18日22:00复制保存，2014年8月19日14:08审核校对。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何光沪。更多《百合花》2014年2期文章， 欢迎点击基督教传媒http://www.jdjcm.com/wenzhai/537.html阅读。1408717384阅读
何光沪